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杜琪峰话电影审查:一定要政治正确杜琪峰专访毒战
发布时间:2013/4/2 10:24:12 | 人感兴趣 | 人参与 | 评分:3
杜琪峰阐述观点新浪娱乐讯 《毒战》讲一个制毒者因为一次爆炸被警方抓获,在求生的过程中,他带着警方与运毒者、贩毒者、幕后老板一一接触,暗中运筹帷幄,展示整个毒品行业链。《毒战》注定会是一部话题电影。因为它会被视作内地警匪片的一个新的标杆:其一开枪最多,其二直白表现吸毒,其三直播注射死刑全程。而在此之前,杜琪峰想找一部内地警匪片来看看,找来找去,发现只能找到主旋律片。
而对于资深的杜琪峰影迷,这部电影还有别的意义。杜sir拍过大量精彩的香港黑帮片和警匪片,尺度大,重口味,对复杂的人性刻画深入——这样的风格一向被认为是无法在内地生存。可是,他居然在拍完两部爱情题材后,直接进入了警匪片这样一个敏感区。他会不会妥协?他的浓重港式风格能否融入内地电影文化?杜琪峰会变味吗?如果不变味,怎么可能在没有分级制的内地通过严苛审查?
杜琪峰回答了这些所有问题。他在发布会上开宗明义,用粤语讲:“一定要政治正确。”台下的观众和记者都会心地笑了。
审查尺度表现开放——
警察打人一定不能拍,但吸毒能吗?
陈弋弋:内地很多人都是您的黑帮片和警匪片的粉丝,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担心——杜琪峰导演,怎么可能到内地拍警匪题材呢?我们很怕你为了进入内地市场改变自己。
杜琪峰:我自己也担心过,担心被审查的部门要求我剪太多,剪到不像。神奇的是这次送审没有剪太多,所以我觉得内地审查人员对我很好。以前我和大家一样,觉得他们好像是很害怕我,其实不是。无论电影局还是公安局(笔者注:应为公安部),还是希望有些不同的,我看他们这一次的放松一定有道理,不是这么简单。
陈弋弋:你感受能通过的原则是什么?
杜琪峰:政治要正确,开宗明义,首先就是我不挑战别人,因为别人也不让我挑战。政治正确就是,在这里拍戏就要守这里的规矩。其实,就算去印度拍戏,也要守印度的规矩。
陈弋弋:您自己有没有一个设定,哪些不能拍?
杜琪峰:有,我跟韦家辉先生已经修订很多。例如:警察打人一定不能拍。但是吸毒能不能拍呢?我们只能试一试,因为中国内地电影没有分等级,这个场面可以给小孩子看到吗?没有想到通过了。也许该检讨一下,内地电影该不该分级了?希望新一任的政府振兴文化,分级制就是振兴文化的一个方面。
陈弋弋:内地上映的版本跟在罗马电影节上映的一样吗?
杜琪峰:一样,没改动。
陈弋弋:可能很多人会把《毒战》过审上映当成是里程碑一样的东西,尺度终于可以到这里了。希望这个尺度能够至少维持住不变。
杜琪峰:我也希望。在拍之前我想找一些内地的公安电影来看,发现只有电视剧,电影几乎没有一部可以真的拿来看,都是主旋律。所以我希望《毒战》是一个开始,可能十年以后,内地会多很多真正的警匪片,那时候大家再拍,就可以拿《毒战》做一个参考。从尺度来说,《毒战》是内地涉及公安的电影里面开枪最多的,所以我相信这是一种开放。
合作者帮大忙——
刘燕铭先生人脉强做事低调
陈弋弋:这种开放和您选择的合作伙伴“海润电影”刘燕铭先生的背景有关吗?
杜琪峰:(笑)我不太了解他的背景有多大,我只觉得他是一个处理细节非常直接,效率非常高的人。两年前刘燕铭先生来找我的时候,我并不事先认识他是谁,他给我一个公安题材问我有没有兴趣,我觉得很有兴趣,就去当地了解情况。在整个过程中,刘先生安排很多不同的警察包括政府官员来和我们接触,这让我觉得他的能力不错,为人低调,又有亲和力。虽然这个事情没有做成,但是我觉得他是一个可以相信的人,所以后来有了《毒战》。做《毒战》的时候,我们有什么问题他都尽量去解决。有时候我们不知道这场戏能不能拍,拍了能通过吗?打电话问他,他总是鼓励我们:“你们先拍完,不行慢慢再改。”这又让我感觉的到了被尊重和被鼓励。
陈弋弋:有一些什么样的困难,是他帮忙解决的呢?
杜琪峰:比如说剧本写出来以后,立项全都是他搞定的。然后电影拍完之后,跟电影局、公安部沟通,又都是他帮我们去讲。有些细节我不方便细讲,因为人家已经给我一个机会,这已经够了。所以全靠刘总的能力,我们哪里懂得怎么讲?我们是拍电影的人,只会拍电影。
陈弋弋:您说的刘总的能力是对电影审查尺度的判断还是人脉?
杜琪峰:他认识很多人。我们拍《高海拔之恋》的时候,他就帮我们解决了当地很多问题,他知道在什么地方,该找谁,而且找得到。刘总不是简单的投资者,你看他处事很低调,我们比较喜欢这一种人。
内地警察怎么拍——
内地警察跟香港警察有什么不同?
陈弋弋:您在香港拍了很多香港警队故事,对香港的警察制度、做事方式都非常了解。这次拍《毒战》又做了很多内地公安的功课,你觉得这两种警察到底有什么不同?
杜琪峰:香港警察不在意电影把他们拍成什么样子,你说他忠也行,奸也行,杀人也行,强奸也行,贪污也行,他们明白这是看电影。但在国内警察就一定不能这样拍,尺度差很远。为什么呢?我觉得是因为香港警察的形象是很好的,无论我怎么拍,市民都相信警察,都不会影响到真正的警察地位。但国内的市场没有那么开放,他们就很当真,觉得很多写法会影响整个公安形象。不过即使有很多限制,也足够我写公安题材的电影,还是有足够的空间。
陈弋弋:内地和香港警察,在工作方式和想法上,你觉得有什么大的不同?
杜琪峰:香港警察比较少动用武力,除非那个人对他人生命有攻击或者拒捕。香港警察无权判断一个人有罪无罪,就算人赃俱获也不能,只能逮捕他去警察局,判罪是法官的工作。香港警察很守规矩,怎么穿衣服、怎么走路、不能吸烟、当差的时候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休息吃饭都要报告总部,很有规矩。这些规矩跟国内差别很大。
陈弋弋:两种警察工作方式差异很大,但是因为审查限制,你不能写实地描写内地警察,你怎么处理呢?
杜琪峰:我戏里面有两个镜头。一个镜头是毒贩用百元钞票当纸钱烧祭奠他的同伙,监视他们的警察从口袋里掏半天只有几十块钱。还有一个镜头讲两个警察追毒贩,从广东一带追到天津,一路开车,没钱交过路费,小便时间都要看毒贩的车什么时候停。所以你知道,我们也希望带出一个正面的角度,希望告诉国内的观众,真正的警察应该是怎样的,我们做创作的人,希望借着这部片讲警察的使命。
陈弋弋:有没有一些折衷的处理?
杜琪峰:韦(家辉)先生已经很了解内地的规定,例如电影里面一定不可以出现警察打人的镜头。所以孙红雷[微博]演的警察去抓毒贩的时候,我不拍他打人,我拍成他用头去撞毒贩。
陈弋弋:但人性探讨应该是多层面有交锋的,现在《毒战》更多地探讨了毒贩的人性,警察的人性讨论不多?
杜琪峰:如果两方面都探讨,就会变成一个政治的问题。那是不需要的,我明知道做不到的,还不如做好一方面的人性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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